发言人：张星水
时间：2010年7月12日
地点：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邵逸夫中心会堂
主办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主持人：皮艺军教授、张荆教授（二人均为国内著名犯罪学家）
张星水：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也表个态，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的两家研究机构和皮艺军教授、张荆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使我有一个学习机会。我本人才疏学浅，虽然也是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但是，坦率地讲，我并不是研究犯罪学的行内专家，所以在这里发言似乎有一点滥竽充数。不过，我上午认真聆听了每位专家的发言和每位点评人的评议，觉得很受启迪，这的确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会议，今天与会不虚此行。
首先，对于上午皮艺军教授的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分析社会冲突与公共安全问题的时候不要再采用过去传统的非敌既友的二元论、阶级斗争论和敌我矛盾的态度来做严谨的学术批判，我也觉得应该用一种多元化的辩证思维来分析社会敌意现象。这次皮艺军教授和张荆教授的研究生跟我约稿的时候，我本人写了一篇论文《正义的善与恶》（一万余字），我犹豫再三，没有发给会务组，因为我文中探讨的议题好像跟这个“社会冲突和公共安全”不是特别切题，但是沾了一点边。我认为：社会冲突的成因无非是三类因素所导致：一个是善与恶的较量，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安全；二是恶与恶的较量，也会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安全；三是善与善的较量，也会引发社会冲突并影响公共安全。我非常赞赏明朝的心学大师王阳明说的一句经典之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从社会治理模式上来说，通过强大的执法力度，短期内减少犯罪率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见效，包括中国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调整，这一段打击黄赌毒，阶段性肯定会取得一个比较显著的成效，但是如果不分析人性自私的弱点，不分析人性贪婪的罪性，不分析人性内涵的善与恶，这种“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刑事司法政策只是治标之术，而不是治本之策，更不可能是根本的解决方案。我的一个老朋友，余樟法先生，现在蛰居在广西，是当代的思想大家，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大良知学》，从新儒学弘扬正气的角度，探讨社会制度的善与恶和人性的善与恶。我自己的感悟也在我的《正义的善与恶》一文（尚未公开发表）中体现出来了一些想法。我觉得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在不同的坐标下做不同的观测，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或者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按照一个宏观参照系来看，很多人乐观地认为现在社会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至少比欧洲希腊这些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强一百倍、一万倍。另外要从一个局部和微观角度探讨一个具体的问题，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具体的个案怎么会这么邪恶，一个犯罪分子针对手无寸铁的校园小学生们进行疯狂屠杀，这种针对无辜弱者的暴力行径是一种多么邪恶的行为，这不是一般的流氓犯罪，这是属于人渣的作孽，完全跌破了犯罪的道德底线。所以，参照不同的观测点，你看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我倒是比较倾向于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师的观点，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座的每个社会成员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改革的受益人，只是受益的程度不同，受益的时间段不同，有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有些人只是解决了衣食温饱，达到了小康水平，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贫富差距明显存在，现阶段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肯定是从宏观角度观测的结果。
现代社会里，我发现存在两个不好的趋向，一是从狭义角度分析，当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社会冲突，就是因为拜金主义现象日趋蔓延的结果，拜金主义容易诱发利益的冲突。从广义角度来看，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日益盛行，这也容易导致社会冲突。譬如，官僚阶层功利主义特别强，片面强调GDP、政绩工程、政绩工程，甚至导致个别官员贪污腐化，想发不义之财，这是从官僚阶层分析功利主义极易导致社会冲突；从民间角度来看，普通民众都想发财致富，尽快过上有车有房、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个别老百姓甚至想靠卖彩票来撞大运发点意外之横财，甚至有个别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邪路。今天上午一个专家在发言时提出网络上有一个文章叫做《全民的腐败》，这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比较浮躁与功利，唯利是图，利欲熏心，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成为赤裸裸的“唯物主义者”。
制度层面来说，很多专家都探讨了制度建设，制度转型无非就是建立一种好的制度，一种善的制度，一种体现出仁政的制度，就是政治儒学所说的“内圣外王”制度。政治的善就是政治清明、实施仁政；还包括法治建设，法律制度的善就是立法公平、执法公道，这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因素。我想着重探讨一下在社会转型期，在制度完善尚存缺失的大环境下，怎么能避免人性的异化与堕落。我认为，千万不要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都上升到制度高度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和论证，那会落入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误区（严重忽视了人性的善与恶），譬如，林冲和高俅的社会冲突，难道是北宋的政治制度的恶所导致的吗？非也！依我看，主要是高俅的人性恶的问题在作祟，无疑高俅和林冲之间的矛盾是人性善与恶碰撞导致的社会冲突。再譬如，杨志和牛二的社会冲突，是体现法律制度的恶还是政治制度层面的恶？也都不是，只体现出的就是牛二的恶之张扬与跋扈，他本身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市井无赖，或者称之为流氓无产者，平日里好逸恶劳，惯以敲诈勒索为生，牛二和杨志之间的矛盾就是人性善与恶碰撞导致的冲突。总而言之，上述水浒中极力刻画的两起冲突显然不是制度的善也不是制度的恶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是人性的善与恶的较量与冲突的结果。我们看待和分析很多公共事件的时候一定不要缺失了对人性的分析，人的伦理道德很重要。我觉得当代社会为什么出现这么悖逆伦理道德的荒唐事，看一看网络上乌七八糟的信息，现在网络充斥的内容的一半都是明星的桃色绯闻和无聊的小道消息等等低级趣味的媚俗话题，这反映出了什么？就是人们普遍信仰缺失，故人民的道德滑坡日趋严重。今天上午，资深宪政学者范亚峰博士的发言很好，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承认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是有原罪的（original sin），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得经常到教堂忏悔。其实，古今中外，社会里那个阶层里都有好人和坏人，都有善人与恶人，刁民暴徒和贪官污吏一样，就是硬币的两个方面。譬如：牛二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当了官就一定会是高俅这种恶贯满盈的货色（高俅也同样是流氓无产者出身），而贪赃枉法的高俅当了老百姓就一定会是牛二这种为害乡里的市井无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二人的人性都是邪恶的黑心肠，都是缺乏良善的坏蛋，所以，即使他们社会地位存在天壤之别，也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层面上释放邪恶的力量，违法乱纪、作恶多端，虽然，高俅与牛二，一个政治地位高贵，一个社会地位卑贱，但是却属于同类人物，都是为非作歹的害人精。所以，我非常认同基督教关于人性的原罪的预设。中国佛教中的禅宗倡导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就是让常人放下人性中恶的、贪婪的、不好的东西，克制自己不道德的欲望，用“戒、定、慧”的修持来克服“贪、嗔、痴”的妄想，逐渐达到一个品行善良的好人。现在社会在人心的修养这方面强调得太少了，一些知识分子，遇到什么事总是喜欢反思制度，我认为，制度固然需要反思，但是，有些坏人坏事还得从人性恶的根源来进行分析。否则，即使建立了新的“理想”制度，人心也好不到哪里去，台湾的贪腐总统陈水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吗。所以，王阳明倡导的“破心中贼”的致良知的观点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人心坏了，制度再好也没有办法，因为，再完备的制度也得要靠具体的人来贯彻实施啊。所以，我认为在当今研究社会冲突和公共安全治理的时候应该硬件和软件一起抓，硬件就是制度建设的改良与完善；软件就是人心、人的道德伦理、教化教养，让每个人都产生善的愿望，产生善的激励机制，而不是产生恶的激励机制。不管是从制度建设还是从法律建设，还是从人性的道德培育与信仰价值观，我们的社会都需要体现出惩恶扬善的堂堂正气，传播博爱、宽容与公义，削减仇恨、偏执与暴力。
综上所述，我今天不是从制度角度来分析，而是从人性的善与恶来分析每个人内心世界存在的问题，顺便给犯罪学家们献计献策，从拯救世道人心做起，用仁爱之心和慈悲之心来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利益冲突。言语不妥之处，欢迎与会专家学者批评斧正，谢谢大家！张星水顿首。